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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慈善机构

2019-12-20 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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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大都认同周文王是帝王群中关注老人、儿童的第一人


  □韩养民

  我国古代天灾人祸频繁。每遇灾害,饥寒交迫的灾民如陷苦海,或起事于乡野,或落草于山寨。此时,无论是善根萌发的帝王,还是呐喊仁政的饱学之士,都会关注老人、幼儿问题。我国的慈善机构何时兴起?又有哪些机构?值得研究。


孤独园


  《史记·周本纪》载,周文王在今陕西岐山下的周原,行仁政,敬老、慈少、尊礼贤者,为灭商奠定了基础。学界大都认同周文王是帝王群中关注老人、儿童的第一人。之后,孔子及其门生为仁政说奔走呼号。我国从西周到魏晋,尽管各朝都有一些社会救济措施,却没有专门的慈善机构,许多社会救济任务均由郡县官吏直接完成。

  最早创办慈善机构的是南北朝时期崇佛的梁武帝萧衍(464-549)。萧衍,博通众学,才华超群,集儒、佛、道于一体,是位有创新思维的皇帝,他既重儒学,又尊佛学。普通二年(521)正月,梁武帝在京城南郊行祀天礼后下诏(《梁书·武帝本纪》):“ 凡民有单老孤稚不能自理,主者郡县咸加收养,瞻给衣食,每令周足,以终其身。又于京师置孤独园孤幼有归,华发不匮,若终年命,厚加料理。尤穷之家勿收租赋。”这个诏令仁慈、阳光,要求各郡县对孤寡无依的老人、幼儿给予救济。与此同时,又在京城建康(今南京市)创办“孤独园”(《礼记·王制》:“少儿无父者谓之孤,老而无子者谓之独”),这个孤独园相当于后世的孤儿院、孤老院之类。从孤独园的名称和收养对象看,这是梁武帝行仁政和虔心奉佛相结合的具体体现。孤独园既收养无家可归的孤儿,也接收孤独无儿女的老人,且为其负责料理后事。这是以国家之力创建的以关照孤儿、老人为宗旨的社会救济机构,也是古代官办的第一个慈善组织。孤独园初建时是什么情景?如何收养孤儿、老人?规模多大?收养了多少人?存在了多长时间?诸多问题因资料匮乏,难以详考。

  梁武帝把社会救济列入议事日程,创办了我国首家慈善机构,功不可没,值得称道。就连他的政敌、北朝东魏权臣高欢也说:“江东有萧衍老翁,专讲文章礼乐,中原士大夫南望羡慕,认为正统所造。”(《北齐书·帝祀第一·神武上》)

  的确,尽管梁武帝有恶迹,但他下诏赈灾贫民,关注孤儿、老人,无疑是善举,是政绩。


悲田院 福田院


  岁月流逝,到了唐代,随着国家的强盛、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慈善救济机构呈现出新进展。

  据唐代史料记载,尽管唐玄宗崇道,但他也礼遇高僧,而且有善行。开元二十三年(735年)下令设“病坊”(古代生病,轻者为“疾”,重者为“病”。唐时,两京及州县城郭居住地称“坊”),即在长安、洛阳二京设置的专门收容无家可归的老年乞丐的机构。唐末,“病坊”改称为“悲田养病坊”,也称“悲田院”(那时,佛教进入飞速发展阶段,并普及到了社会各个阶层,佛教习俗以供养父母为“恩田”,供佛为“敬田”,以悲悯之心施恩于贫困者为“悲田”)。悲田院的性质、职能与孤独园相近,其开支由国家拨付。悲田院的主持人多为僧人。据《旧唐书·武宗纪》载:武宗会昌五年(845)灭佛,勒令僧尼还俗,悲田院一时无人主持。这年十一月甲辰,武宗下诏,规定长安、洛阳两京的悲田院,由地方长官选派德高望重的老年人主持其日常事务,将没收的寺院田产作为救济,以供悲田院的开支。

  “病坊”、“悲田院”之名,到了宋代依然沿用。苏轼《栾城集》载:苏轼给亡兄之子的墓志铭写道:“遣吏挟医,分坊治病……后得黄金五十两,以作病坊。”可见他侄子是一个乐于做善事的良吏。此外,苏轼曾对弟子说:“我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悲田乞儿,在我眼中天下没有一个不是好人。”苏轼不歧视悲田乞儿,也是难能可贵的。

  在宋代,“病坊”、“悲田院”之名虽然沿用,但正宗的官办慈善机构却首推福田院,福田也是佛教用语。佛教谓,积善行可得福报,犹如播种田地,秋获其实。佛教经典中即有《佛说福田经》。在北宋宋仁宗赵祯嘉佑(1056-1063)之前,京城开封已建东西福田院两座;宋仁宗重礼教,行仁政,嘉佑八年(1063)又增设南北福田院,收容老幼废疾之人,这样,京城周边已建福田院四座。那时,每当隆冬时节,主管福田院的官吏,就要走上开封的大街小巷,把流浪街头的孤儿、无依无靠的老人以及乞讨的贫民,一起收容到福田院,供给食宿。

  宋代的慈善机构到了宋徽宗时代出现了新景象,政府重视,机构日益完善,规模不断扩大,收养的老人幼儿人数大增。据《宋会要辑稿·食货六八·恩惠》记载:宋徽宗崇宁四年(1105)下诏,命各地州府都建立福田院,以收养50岁以上的孤独老人,次年全国各地的福田院改名居养院。居养院收养的老人,每人每天可得米一升,钱十文。之后,居养院普及到了县城。不过,宋代的慈善机构并非尽善尽美,由于许多福田院或居养院的救济粮不能按期拨付,冻死或饿死街头者,依然时有发生。


养济院与粥厂


  明清时代,承袭唐宋时代悲田院、福田院的传统,先后在京城附近设立了养济院、粥厂等国家慈善机构,以收养老人、孤儿为己任。

  明代北京在宛平、大兴两县分别设养济院两所。根据万历年间宛平县知县沈榜在《宛署杂记·养济院·孤老》中的记载,宛平养济院规模空前,有房十二栋,收养老人达1080名。之后收容人数不断扩大。据沈氏载,在他任职期间,人数已达2100多名。对所收养的老人,每月发给太仓米三斗,每年给布一匹,这样老人基本就可以维持温饱了。

  清代北京的慈善机构称粥厂。《清会典事例·户部》载:“凡拯救饥民,近城之地,仍设粥厂。”粥厂不仅仅是荒年或隆冬官府煮粥救济饥民之处,也是常设的社会救济机构。清代,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京城人口的增加,慈善机构较明代规模日大,收容人数剧增。据《光绪顺天府志 ·厂局》载:清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顺治,亲政后善根萌发,顺治七年(1650)就已在京设粥厂。到光绪时,北京设立粥厂达48所,可以说粥厂遍布京城的四面八方,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广宁门外的普济堂粥厂。粥厂的初创者是广宁门外北极庵的寂容和尚,康熙三十六年(1697)隆冬,铺天盖地的鹅毛大雪,怒号了一夜。第二天寂容和尚作完早课,走出寺院不远,就看见许多老弱乞丐冻死街头;还有不少人衣衫褴褛,蜷缩一团,目睹这一惨状,慈悲之念油然而生,这位苦行僧含辛茹苦一次又一次地化缘,得以购房为贫民提供了栖脚处。之后,又得善心者的资助,使得粥厂日益壮大。寂容和尚的善举在京城反响颇大。康熙四十四年(1705),顺天府尹把这一善举上奏皇帝。为政宽仁、笃信观世音菩萨的康熙皇帝兴奋不已,欣然挥毫,大书“膏泽回春”四字以示奖励。顺天府尹顺水行舟,普济堂粥厂从民办开始转为官办。之后,集法王、人王于一身的雍正、与喇嘛结缘的乾隆都给予多方关照,使普济堂成为京城最有名的官办慈善机构。

  国人历来是向善的。

  慈善业是民族情感的净化剂、黏合剂。在这里,学术门户之争、宗教派系间的内部厮杀都消失了,他们各以其精华,在传统文化的土壤里和谐共处,都集聚了各自的最佳正能量。笔者对古今那些为慈善事业奔走、恪尽职守者,始终怀有深深的崇敬之情,他们是我们民族的良心,也是我们社会的期望所在,慈善业是一片净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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