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迅猛，城市化进程加快，各种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凸显，尤其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慈善在各种自然灾害和紧急事件中的突出表现，引起了人们的日益关注，激发了人们的爱心，但几乎同时也引发了大量的争议。例如对于未进慈善组织作为中介，直接由捐助者去帮助受赠者而导致的纠纷日益增多。对于慈善组织能力建设和从业人员的素质的置疑，对于慈善组织的善款的去向的置疑，对于慈善动机的置疑，对于现行慈善制度包括行政管理体制，乃至税收政策的置疑，这些置疑有些是蛮不讲理的，但是需要我们及时作出回应，我国的慈善正经历着一种转型，中国非公募基金会的出现，恰恰就是慈善转型的一种表现，这意味着中国慈善事业也逐渐地从临时性地，对于慈善受助对象的直接资助，转为设立基金会进行长期地、有规划的慈善事业，表明中国的慈善已不再满足于捐助行为本身，更想通过慈善这个途径，去阐释和实践自己对于美好社会的理解。

    我国的非公募基金会自2004年来正经历快速的发展期，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从资产规模上，都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这些都显示着富裕阶层对于社会公益的关注和投入，凸显了市场经济中的成功人士来反哺社会的热情和梦想，正通过这样一种组织形式逐步实现。如果说慈善的组织化是第一步，那么接下来的将是慈善的专业化和制度化，非公募基金会的出现只是实现了慈善的组织化，如何去培养更加专业的人才，如何去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这些将是更为深入的问题。

    从更纯粹意义而言，非公募基金会本身是为了散财，而非聚财，尽其所能获取，尽其所有给予，这可能就是对非公募基金会的创办者最好的写照。

    但是我想说的是，给予比获取更难，这是因为：

    第一，  给予要公共、公益。

    这里的公共并非指财产权上的公共，这里的公共指的是非公募的基金会的财产，尽管它依然要实行一个私有制上的，或者法人的所有权，但是被赋于了一定公共目的的限制，要符合社会公益的检验。私人的资产通过这样一种公共利益的限制，被赋于了一种公共的责任。公共意味着非公募基金会在宗旨的选择上、资产使用等方面，势必要影响公共领域，这也就是他应当承担起公共责任的原因所在。

    第二，  给予要公道、公平。

    有人非常形象地来描述基金会，他说基金会是什么呢？就是被一大群都想从中分得一杯羹的人团团包围的一大笔钱，如果没有成立基金会，如何去处置财产本身是属于意识自治的范畴，可以赠送给任何你喜欢的或者甚至你讨厌的人，但是一旦设立了基金会就不能够随意去确定受益人。在基金会的宗旨范围内，在众多的需要救助的人群里，我们必须要体现得公平和公道。所以公益项目需要通过一定的公开竞争的方式来进行，所以需要向公众说明为什么是这些人而不是那些人变成了受益人。所以需要有程序来筛选受助对象，所以需要追踪、监督和评估公益项目的运行。一位智者曾经说过，财富的捐赠绝对不能使受益者更加堕落或者进一步陷入贫困，因为赖行不施比吝啬本身更为罪恶。

    第三，  给予要公开、公众。

    未设立基金会之前，完全可以用隐私权来对抗所有对你的私有财产有好奇心的人们，但是既然设立了基金会，那么关于基金会的财产状况、善款使用，公益项目运行等情况都要向公众公开，因为向公众公开本身就是公信力的必由之路。

    第四，  给予要公心、公信。

    公心、心灵之心，意味着即便是一个小小的非公募基金会，也要胸怀天下，因为天下为公，公心意味着从事慈善领域的人们，尽管也是凡人，但却要具备涉公的气质和宽厚，公心意味着非公募基金会的理事们，即便你们是高端志愿者，不收取分文报酬，但是要保持良好品行，不能与基金会的利益有任何冲突。公信，信任之信，是基金会的生存之本，公信源于非公募基金会问责的需要，既然基金会以公益自居，就必须让公众相信这一点，公信意味着基金会获得了公众的信任，也终将获得公众的支持。

    优秀的团队、优秀的志愿者，优秀的合作伙伴，优秀的项目、优秀的社区、优秀的社会，没有公信这也就无从谈起。行善的确是一种美德，但是理性科学的行善是更大的德行。我们坚信慈善不仅仅关乎心灵，更关乎的是理性与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