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财富的增长，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积极投身社会公益事业。根据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的数据，2008 年中国接收国内外各类社会捐赠款物共计1,070 亿元，是上一年的3.5倍。其中民营企业可谓功不可没。去年，仅汶川地震的800亿元捐赠中就有六成来自内地的民营企业。今年4月在北京发布的“2009中国慈善排行榜”入榜慈善家121位，共计捐赠18.84亿元；入榜慈善企业899家，共计捐赠117.95亿元（含物品捐赠）。
根据“首届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发布的《2008年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报告》透露，截至2008年年底，我国共有基金会1597个，基中非公募基金会643个，占中国基金会总数的四成以上。2005年~2008年，中国非公募基金会数量年增长率超过50%，未来数年，中国非公募基金会的总量可能会超过公募基金会。
国外非公募基金会实力强大
基金会是指以利用公民个人、法人或是组织捐赠的财产成立，从事公益活动的非营利法人。2004年颁布的《基金会管理条例》把基金会分为公募和非公募两种，与公募基金会可以面向公众募捐不同，非公募基金会由企业或者个人捐资设立，不得面向公众募捐。
非公募基金会是最具有活力和创新的组织，是民间公益事业发展的驱动力，它能有效提高企业对社会的影响力。
美国的基金会发展非常迅速且强大，对整个社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2005年美国各类基金会共有71095家，资产总额约5506亿美元，平均资产为774.39万美元。其中非公募基金会在数量和总资产上占到了基金会的90%以上；而面向公众筹款的社区基金会和运作型基金会的总数和资产加起来还不及10%。由于非公募基金会在基金会中的数量和资金比例占绝对优势，已经成为基金会中的“旗舰”，引领着基金会乃至整个公民社会的走向。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GO研究所副所长邓国胜认为，在国外，很多非公募基金会是解决社会问题的一个试验田，它们都有很明确的使命、愿景、战略规划，治理结构比较完善，管理也较规范。与国外相比，我国非公墓基金会的发展至少还有50至100年的差距，所以， 国外非公募基金会发展的优秀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我国非公募基金会迎来发展高潮期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展，社会财富逐年增加，富人阶层逐渐形成开始有能力拿出巨额资金慷慨捐赠，一些大型企业，包括大型国企和民营企业家，愿意通过举办非公募基金会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
另一方面，2004年颁布的《基金会管理条例》也催生了非公募基金会发芽结果。新《条例》首次提出鼓励非公募基金会发展的意见，以公民个人或者企业名义创办的基金会开始在中国亮相。“当初的想法是引入一种全新的基金会，可能会撬动民间资本，让中国的慈善力量多元化。”中国国务院法规办政法司处长、参与《条例》起草审查工作的朱卫国说。
2005年，香江集团总裁翟美卿发起的“香江社会救助基金会”是中国第一家全国性的非公募基金会。此后，南都公益基金会、中远慈善基金会、国寿慈善基金会、北京光华慈善基金会等由企业家成立的非公募基金会纷纷成立，逐渐成为公益事业的主力军。一些名人也开始改变以往的捐赠方式，开始通过成立自己基金会参与慈善事业，如李亚鹏王菲夫妇、李连杰、姚明等。
根据《2008年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报告》显示，2005年中国非公募基金会为253个，到2008年增至643个，年增幅超过50%，远超公募 基金会29%的增速，这一高速增长趋势还在持续。在地方上，非公募基金会更成为增长的主角。截至2007年底，北京的84个基金会中，非公募基金会达64个，占76.2%；江苏上海等地的非公募基金会数目也超越公募基金会数量，成为基金会发展主流。有专家估计，未来数年中国非公募基金会的总量可能会超过公募基金会。“实际上现在非公募基金会的兴起有点类似于改革开放初期民营经济蓬勃发展的状况。”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执行秘书长窦瑞刚说。
成立非公募基金会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
大部分企业家在以往捐赠中并没有长期的、整体慈善规划和策略，他们通常是在“爱心”驱使下，随意地、零散地将个人和企业的善款、实物捐赠给带有官方色彩的公募基金会、或希望小学、福利院等慈善机构。由于公募基金会的透明度不高，而企业又缺乏专业机构和人员，捐款往往一捐了之，慈善机构怎样使用善款无人知晓、致使捐赠者常常抱怨不知道自己的善款流向何方、用于何处。
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企业应当更深地介入到慈善事业中，而非交钱了事。于是发起非公募基金会成了慈善先行者们的新尝试。这就像把树木栽到自家的后花园里，捐赠者可以自己挑选树种，按照自己的设想进行培育，看着它枝繁叶茂，而不像过去一样把善款放进别人的筐里，按照其他组织的意志调配和使用。
姚明说，运作姚基金是一个全新的体验，“这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几年前也有人建议我做基金会，一个是没时间，第二也因为那时候年轻，没什么经验，感觉基金会不就是帮助别人吗？那我自己直接捐钱不就可以了吗？你看到我做了一些事情，但是总是感觉好像我今天做这个事情，明天做那个事情，不像基金会有一个很系统的目标。”
李连杰也在不同的场合不断地强调壹基金的运作模式：“壹基金会其实是一个可持续性的慈善工业的平台。它基本上是商业管理模式，这种模式是一种工业，而不是简单的一个慈善行为。慈善行为更有点像突发性的，突然雪灾来了大家都去忙了，忙完了大家都会去回去做各自的工作，这种是属于比较激情的。工业是很理性的，准确的市场调查，准确的了解如何传递你的理念，准确的专业团队”。 这两人的话道出了成立基金会的真谛：系统地可持续地做慈善。
除此外，非公募基金会还有许多零散捐赠不可比拟的优势，业内专家分析，非公募基金会主要有以下三大优势：一是资金来源稳定，成长性强。二是公益活动的实际效果显著。非公募基金会的决策层和管理层往往来自商业领域，比较注重项目的成本与收益，推出的公益项目注重实效。三是强调内部控制。非公募基金会更注重节约成本、精简人员和对捐赠人的公开透明。
SOHO中国基金会在一个项目中就进行过类似的成本沟通。在一个组织志愿者到边远地区学校支教的项目中，最终核算下来一个志愿者在2周到1个月内花费高达3000元到4000元，这高出在当地长期聘用一名老师的薪酬。为此，SOHO中国基金会认为需要调整计划，把派遣的志愿者比例压缩到50%以下，另外50%则尽量动用当地资源。他们清楚如何将每一笔钱用在刀刃上，试图找出最合理的方式，让善款发挥最大的效用。这种市场化思维被广泛运用在公司的基金会运作模式中。这就是企业的视角，他们会考虑投入和产出的比例。
税收问题也是驱动企业家成立非公募基金会的原因之一。今年 3 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和民政部联合下发的《关于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有关问题的通知》指出，符合条件的非公募基金会可以申请税前扣除资格。也就是说，非公募基金会在接受捐赠时可以开具免税证明。而个人或企业直接向受助对象的捐赠目前还得不到免税证明。
福耀玻璃的董事长曹德旺的第一次捐赠是在 1983 年，当时他订制了一批课桌椅送给了小学母校。他累计捐赠的 2 亿多善款中，直接捐赠给受助对象是最主要形式。这意味着，由于没有税务部门认可的捐赠证明，曹德旺的大部分捐赠无法享受返税补偿。“钱捐出去了，没有进我个人腰包，却还要我缴税，这不合理。”他认为，如果成立基金会，既可以按照理想的方式和效率投入认可的项目，又能规避直接捐赠给受助对象的税收问题。
因此，人们对非公募基金会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它的迅速发展将是未来中国社会基金会发展的一个趋向 。
基金会的类型不断增多
基金会的数量在不断增多，救助类型也不断细分，如以南都公益基金为代表的资助型基金会、以真爱梦想为代表的项目执行型基金会等。救助方向也从传统的扶贫、教育等延伸到项目支持、技能培训、心理救助等新领域。
虽然希望行善的企业家都出资成立了基金会，但各自的出发点并不相同。南都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徐永光把非公募基金会划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急功近利型，打着基金会的旗号资助各种项目，期望获得比做硬广告还划算的推广效应；第二种是公司发展战略型，基金会项目和公司市场战略有密切的配合联系，其主要使命在于维护公司品牌、提高美誉度等，如许多跨国公司基金会；第三种是公共利益型，基金会以追求人类进步为纯粹目标。
以南都公益基金会为例，当时南都集团董事长周庆治找到徐永光，提出南都集团5位股东计划拿出3亿元成立一家纯粹的、与公司利益无涉的非公募基金会。2007 年5月，由徐永光任秘书长的南都公益基金会正式成立，注册资金为1亿元，其使命是资助民间公益。汶川地震后，南都基金会第二天发起“中国民间组织参与救灾行动联合声明”，并紧急安排1000万元资金，对参与救灾的NGO给予5万元以下的现金资助。此外，徐永光还在积极推进“新公民计划”，与各方合作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目前共有近百个公益项目得到了南都基金会的援助。这些资助方向与南都集团自身的地产、金融等业务均没有交叉和牵扯。
而执掌腾讯基金的窦瑞刚却认为，纯粹从慈善的角度出发固然可贵，但把企业基金会视为公司战略的一部分对于现阶段的中国企业来说则更为实际。2007年6月，腾讯公益基金会刚刚成立就发布了腾讯公益网，希望把腾讯的核心能力和公益结合起来，通过网络平台让更多网民参与慈善公益。腾讯正在建立一套爱心积分体系，网友可以通过腾讯公益网为公益组织捐赠现金和时间，也可以捐赠QQ积分，他们捐赠行为会被记录下来，最后爱心积分可以在腾讯终端上有所体现，比如到达一定额度后送一颗爱心标志等。网民参与慈善的同时无疑会增加腾讯的客户粘性，对品牌提升起到积极作用。
同样的，很多企业在选择公益项目、选择公益合作组织、推进和管控项目进度方面都是按照公司在业务选择方面的标准进行的。施耐德全球高级副总裁纪华德说：施耐德在选择慈善项目时，一般会遵循一个原则，那就是必须同时满足和企业相关的三个重点人群的需求：一是施耐德的投资者；二是施耐德的员工；三是施耐德所在的社区。在项目的选择流程上，施耐德会把这三个方面的利益进行相对平衡，既要照顾到投资者在经济利益方面的追求，同时也要照顾到员工方面的一些意愿，同时也会考虑到在做生意的同时如何更好地回馈社会。
同理，壳牌石油每年都会提供大量资金和专业技术改善当地的基础设施，如道路系统和电力设施，进而改善了企业的经营环境。IBM通过长期向学校捐助计算机和硬件设备，由此在青年人中间树立自已的品牌，这在带来社会效益的同时，也扩大了IBM的潜在客户群。而可口可乐在中国建了上百所希望小学，在改善企业社会形象的同时，使得可口可乐的品牌根深蒂固地栽植于一批又一批的希望小学学生中。
基金会期待健全法规与专业管理
虽然成立非公募基金会的有诸多好处，但其发展道路并非一帆风顺。目前我国相关政策法规还不健全，特别是一些慈善政策法律法规的操作性不强，公众的现代慈善意识薄弱。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GO研究所副所长邓国胜对我国非公墓基金会的发展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在我国，非公募基金会要持续发展，首先捐赠者应该有比较持续的投入，采取有效的经营手段，确保资金的持续增值，并设计好自己的品牌项目，将项目与捐赠企业的战略相结合，这是非常重要的。”另外，搭建合理的组织架构、找到职业化的执行人才、实现专业的管理对非公墓基金会运行来说尤为重要。非公募基金会需加强自身能力建设，提升自己人才队伍的整体素质，改善组织内部的管理方式，让项目的运作和管理专业化。
全球首富比尔·盖茨并没有把巨额财产留给子女，而是全部捐给了盖茨基金会。目前，盖茨基金会拥有近600 亿美元的巨额资产。在世界银行全球179个国家的GDP排行榜上，这个数字排在第53位。短期内，中国还很难诞生富可敌国的非公募基金会，但幸运的是，民营企业家已经在路上。
“我们的经济发展历史太短，企业家的资金都在项目上，还没有退出来。我已经宣布退了，才清零上岸。我坚定地相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家在历尽艰辛后，会走上慈善之路。”曹德旺说。 （本刊记者：翟君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