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30年前，民间的慈善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因为所有的福利和救助体系都由国家承担，个人的捐助被认为是对国家能力的质疑甚至是否定，无论来自国内还是海外。甚至到上世纪90年代，“慈善”一词还被刻意回避，或被称作“公益”。
在很多人的努力之下，国人的爱心终于被“慈善”所唤起。2008年经历的种种事情，更是将这股爱心推向了一个高点。
希望工程受益者
1995年的初夏，11岁的余言明扛着和他一般高的锄头，在自家玉米地里锄草。这天，他远远地就看见了班主任高老师朝家走来，赶紧躲到了远离路口的玉米地深处。
余言明的父亲在这年的春节后突发急病去世，家里断了经济来源，原本紧巴巴的日子更加窘迫，他和大他4岁的姐姐不得不同时辍学。姐姐去了南方打工，他因为年纪太小，只能守着位于陕西榆林黄土高坡深处的两亩玉米地，还有体弱多病的母亲。
辍学时，余言明正在念小学四年级，学习成绩在全年级名列前茅，并且担任班长。为此，班主任高老师隔三差五就会走上十几里山路，来到余言明家，劝说余母让孩子重新上学。余言明初见老师还非常高兴，还会就书本上看不明白的地方向老师请教，可是每每看到老师和母亲在简陋的窑洞里无语相对、唉声叹气，他开始害怕见到老师了。
但这次，高老师和母亲的谈话不再轻声细语，高老师在窑洞外大声招呼着余言明，用陕北味极重的普通话喊着：“余言明，你又可以读书啦。”当余言明跳跃着飞奔过来时，看到母亲在一旁抹着眼泪，却笑得很开心。
辍学3个月之后，余言明重新回到了课堂，他第一次听说了“希望工程”。很久之后，余言明才知道，高老师几次去镇上和县里反映他家的情况，为他争取到了这个受资助的机会。
此后每个学期开学，他都能收到一张从北京寄来的150元汇款单，署名是张力顺。有时候他还会收到张爷爷的信，信是用毛笔写的，鼓励他好好学习。余言明也将自己的成绩单和奖状作为回信。
2003年，余言明考上了中国农业大学，成了村里头一个大学生。前往学校报到当天，余言明就按照汇款单上的地址，倒了几趟公交车，找到了张力顺的家，让他意想不到的是，张力顺已经在一年前病逝。这位普通的离休干部，在近十年的时间里，陆续资助了5名贫困学生。
余言明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回到的学校，此后一段时间里，他总感觉天塌了下来。大学四年里，除了学习和勤工俭学，余言明把很多时间都花在了青年志愿者协会的工作上，他觉得有义务去回报社会。
团中央、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于1989年发起倡导并组织实施“希望工程”以来，近300万像余言明一样的贫困学生受到资助，全国各地援建“希望小学”1.3万多所。
1990年5月初，共青团中央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请他为刚刚实施不到一年的希望工程题名。几天以后，邓小平就托人转交了自己的题词“希望工程”。
此后，邓小平分别两次以“一名老共产党员”的身份向希望工程捐款5000元。消息不胫而走，全国掀起了向希望工程捐款的热潮。
这或许是国人记忆中比较深刻的一次全民慈善。但在当时，这种行为被称为“献爱心”，“慈善”一词还在等待着被“平反”。
一度消逝的民间慈善
1978年，民政部恢复设立，50岁的崔乃夫回到了家乡北京。
即使如今进入耄耋之年，崔乃夫还记得五六岁时，老家昌平正闹灾荒，他看见有人搭席棚，办粥厂，用大锅熬粥施舍给穷人。1937年七八月间，老百姓因躲避战火，大量进入北平城，没有饭吃，没有房住。他看见有些人组织了难民救济所，帮助逃难的百姓解决食宿问题。这些解放前比较普遍的慈善举动，都在他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包揽了全体社会成员最大限度的就业、基本福利、全国的灾害救助等
